中國工信出版傳媒集團歷時兩年打造的“基於大數據的專業出版經營模式創新示范項目”（以下簡稱印數決策項目），自2017年2月在人民郵電出版社投入使用以來，顯著提高了產品周轉率和經營效益，大幅降低了庫存和報廢率，當年投入使用短短9個月即在人郵社取得綜合效益超過1000萬元。目前，該技術成果正在電子工業出版社推廣應用，預計今年該社的重印碼洋將超過1億元。
“以印數決策為支點的經營模式創新，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經營效益，作為出版融合發展（工信集團）重點實驗室的階段性成果，這也意味著專業出版供給側改革試點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中國工信出版傳媒集團公司董事長季仲華告訴《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
一記重錘
破解供求失衡等行業痛點
近年來，我國出版圖書品種和銷售規模持續擴大，在圖書品種日漸豐富的同時，也面臨著庫存壓力。
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2015年，全國出版業庫存數量持續攀升，到2016年雖有小幅下滑，但總庫存仍高達1143億元，而2016年全國出版物的總零售額為833億元，也就意味著價值逾300億元的圖書變成庫存，每年55%的新書成為絕版並退出流通。
“印多了，變成庫存﹔印少了，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品種多了，利潤減了”——供求失衡作為出版業由來已久的頑疾，在專業出版領域也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印數決策項目實施之前，人郵社在圖書零售市場佔有率雖已位居全國前三，但隨著整體效益的不斷攀升，供求失衡的矛盾也愈發尖銳：不足50%的重印率、10%的報廢率、不到3次的庫存年周轉率、大量的斷版圖書和低效的長尾品種供貨率——這些數據中隱藏的行業風險也讓人郵社感到頗為頭疼。
用工信出版集團出版科研部主任李弘的話說，產銷信息不同步、生產模式固化導致市場響應能力不足，要麼“產能不足”，要麼“產能過剩”，已成為專業出版機構的普遍問題。李弘表示，在專業出版中採用傳統印刷方式時，由於不同印刷冊數導致單印張成本的不同——印數越少單印張成本越高，生產成本直接影響了印數決策，使出版社經營不能圍繞市場進行生產決策，從而產生高風險。
一方面，專業類、學術類等小眾圖書難以出版，圖書重印難，產品生命周期短﹔另一方面，生產經營粗放，大生產、大發貨、大退貨導致庫存高、周轉慢、報廢大現象。季仲華認為，究其原因是出版機構在印數決策上沒有很好運用已有數據資源，傳統的書刊印刷方式不能適應快速供給和發揮長尾效應的需要，經營觀念有待進一步轉變。
為破解行業痛點，工信出版集團確立了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專業出版經營管理模式創新的理念，在推進出版融合發展中，充分利用經營數據分析與用數碼印刷技術改變圖書的生產方式相結合的思路，打通印數決策系統、按需生產資源雲管理平台和供應鏈協同管理系統的業務數據，升級生產支撐系統，並全新開發用戶管理與大數據營銷平台，於是印數決策項目應運而生，為出版業發展中高庫存、高報廢這一痛點提出了系統的解決方案。
一大利器
抓住科學決策“牛鼻子”
斷版書大量復活，500冊以下圖書年生產碼洋達6000萬元以上﹔圖書產品生命周期明顯延長，重印率由2016年的不足50%提高到2017年的近70%﹔庫存年周轉率由2.78次提高到3.14次，而報廢率卻由10%降至6%以下——截至2017年11月，印數決策項目實施短短9個月，在印制生產線場地面積和工作人員數量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工信出版集團的產能和收益卻有了很大提高。通過控制報廢、復活斷版，降低了庫存資金佔用，減少了倉儲成本與庫房人力等，當年實現經濟效益增長超過千萬元。
印數決策項目的“魔力”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季仲華認為，關鍵是利用數據分析技術抓住科學決策的“牛鼻子”。
2016年，當人郵社一直存在的“三高一低”現象與制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碰撞在一起時，大數據成了工信出版集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藥引子”，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重印印數決策機制，不僅讓人郵社積累多年的經營數據經科學分析后發揮出巨大價值，更優化了人郵社重印流程，加上高速數碼印刷生產線的支撐，讓人郵社的庫存、成本、周轉率等一系列經營指標在這種創新思路下都產生了良性反應，縮減了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綜合效益。這一嘗試讓工信出版集團明白，傳統出版產業要高質量發展，要轉型升級，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為指引，創新思路、轉變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