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3日，15家虚拟运营商迎来了被正式承认的身份。当天，工信部向与中国通信首批签约的15家企业发放了经营许可证，批准其经营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这距离第一批业务试点已经过去5年多。
和业内一共四十余家虚拟运营商一样，分享通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志祥和远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CEO王磊，均为自己规划了令人憧憬的商业蓝图。在这样的蓝图当中，物联网是共同的目标，与此同时，业已积累的千万级用户，也是一块可待开发的资源。
对于外界来说，除了对于“17”号段有所知之外，虚拟运营商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对于中国的通信行业来说，仅有五年发展历史的虚拟运营商则是一个特殊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是作为通信行业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存在。
尽管试点5年多的时间中，虚拟运营商的日子并不好过，曾经的一些挑战现在也依然存在，但来自政策层面释放的信号，还是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走过好几年弯路”
2013年12月26号，分享通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志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是第一批民营企业被授予移动转售业务试点的日子，他的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五年之后，同样包括了他的企业在内的15家移动转售企业最终“转了正”，变成了持证上岗的通信运营商。“这是一颗定心丸，”蒋志祥说。对他来说，此前的一些顾虑现在可以放下，卡盟，自此放心地去探索了业务上新的可能。此时的蒋志祥，语态较两年前放松了许多。
2017年5月，分享通信因为和基础运营商1.64亿元的结算欠款，几乎要濒临破产，旗下100多万活跃移动通信用户面临被转手的命运，几百号员工中则有一部分因为公司经营的困难选择了出走。
蒋志祥介绍，现在，空出的二楼办公室已经重新规划了新的用途。“未来，这里将用作公司的孵化器。我们有一个”SIM+“计划，即基于公司1000万移动通信用户，任何能够创造价值的创意，都可以到这里来实现。”蒋志祥说。
蒋志祥自述，两年前的欠款风波之后，他最终筹措到了资金，和基础运营商结清了欠款。现在，伴随着和基础运营商结算价格的进一步降低，以及工信部主导的动态价格调整机制，移动转售业务开始能够逐渐覆盖成本，资金压力比过去要小了很多。
2018年4月28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正式商用的通告》。根据这一文件，基础运营商给予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的批发价格，应低于基础运营商同类业务平均单价或套餐价格，同时鼓励双方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及商业合同约定，及时对批发价格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此前造成虚拟运营商严重亏损的“批零倒挂”问题将得以解决。蒋志祥自述，现在公司和基础运营商的结算价格，开始有了更快的调整频率。
15家试点企业的“转正”其实经历了一次延迟：按照此前的计划，早在2015年即预备发放牌照，但最终在2018年5月主管部门才最终发布移动转售业务正式商用的通知。
蒋志祥说，这是因为行业在最初试点的几年当中，的确乱象较多。而虚拟运营商自身也走了好几年的弯路：“虚拟运营商作为通信运营商的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投入同样很大，彼时为了追求用户规模而不惜成本地拓展市场，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倒逼了基础运营商的改革速度(例如，卡盟，流量不清零、取消流量漫游等，虚拟运营商都曾先行先试)，辅助卡盟，但也让这些运营商吃尽了苦头。”
在蒋志祥看来，虚拟运营商心气很高，但在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却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彼时，为了开拓规模，整个市场挤得头破血流，期间还经历了渠道商的疯狂套利。但现在，对于手机码号业务，蒋志祥开始更加清晰地梳理了渠道商的层级关系和利润分配，在规模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蒋志祥不认为虚拟运营商已经在五年的艰难行走中失去了机会。相反，他认为，虚拟运营商的红利才刚刚开始。
2018年年初，这家公司在深圳成立了物联网中心，主要是为物联网设备提供连接的平台。和传统手机号段业务相比，蒋志祥更大的梦想在物联网。“运营商本身处在产业链的顶端，它的所有创新，都会对这个产业链带来巨变。”他说。
拥抱物联网
和分享通信曾经遭遇债务危机有所不同，远特通信一路走来相对顺畅。CEO王磊自言，从2014到2017年，他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把自身的合创互联网+商业模式一步步地打磨，最终形成了一个在他看来完整、成熟的闭环。
